導語
“科普中國智庫?魏公村講壇”是中國科普研究所依托“科普中國智庫”專家資源，面向科協魏公村辦公區搭建的常態化學術交流平臺，以“開拓視野、夯實基礎、促進協作、提升能力”為目標，邀請智庫專家解讀前沿科技動態，分享科研學術進展，促進科研創新，營造學術氛圍，助力干部科學素質和能力提升。本文整理自講壇第十期周建中研究員《關于智庫研究方法的實踐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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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國家高端智庫”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智庫建設從增量擴張進入質量攻堅階段。然而，長期形成的“學術導向”“單兵作戰”等慣性，使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紙面價值”，難以轉化為政策選項。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將智庫研究從“經驗”升級為“科學”的完整路徑，為破解智庫研究“最后一公里”難題提供了可復制的范式。
智庫研究必須建立可復用、可檢驗、可迭代的“科學范式”，才能避免陷入傳統智庫研究常陷入政策建議碎片化、專家觀點同質化、評估標準模糊化等“就事論事”的窠臼。“雙螺旋法”（DIIS-MIPS耦合模型），正是將“數據—信息—研判—方案”的實證螺旋與“機理—影響—政策—方案”的邏輯螺旋嵌套升級，形成“問題導向—證據導向—科學導向”的閉環。這一范式助力智庫從“人力密集型”轉向“智能增強型”，使政策建議不再依賴個別專家經驗，而是基于“全數據—全證據—全場景”的系統性認知。
一、學術研究向智庫研究的轉型
學術研究追求理論創新、知識積累或方法突破，強調對現象的抽象解釋或普遍規律的探索。政策研究解決具體政策問題或為政策制定提供直接依據，強調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智庫研究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思想創新和決策咨詢，引導輿論，開展公共外交，注重影響力傳播等。
智庫研究具有聚焦現實問題與決策需求，內容跨學科交叉融合，組織上柔性網絡運作，效果上注重澄清事實真相，剖析問題根源，提供可行路徑等特點。
二、智庫研究的雙螺旋法
基于大量長期智庫研究的實踐經驗，在對智庫研究基本邏輯體系的系統思考和智庫研究方法創新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潘教峰院長提出“智庫研究的雙螺旋法”的系統方法論，為智庫研究提供了一套科學化、規范化、可迭代的研究范式。該方法由外循環與內循環兩層結構耦合而成，形成“始于問題、終于方案”的螺旋上升路徑，展開對智庫研究范式的實踐探索。
智庫雙螺旋法強調問題導向、證據導向和科學導向，其中，DIIS（Data-Information-Integration-Solution）保證流程嚴謹，NIPS（Nature-Impact-Policy-Solution）確保邏輯穿透，二者緊密耦合、彼此嵌套、交互迭代打通了“數據—機理—方案”全鏈條過程，既為科普政策研究過程的推進提供了DIIS螺旋指引，也為科普政策研究邏輯分析提供了MIPS螺旋指引。兩者螺旋疊加、交互上升，將科普戰略與政策研究不斷推向深入。
三、跨界整合組織智庫專家
單一的學科背景極易導致知識盲區，智庫專家的核心能力不應是“單點突破”，而應在DIIS螺旋中實現數據到證據的“煉金”，在MIPS螺旋中完成證據到政策的“杠桿”。智庫研究需同步完成“機理揭示—影響測算—政策比對—方案集成”四個維度的分析。專家是智庫研究的知識基礎。智庫研究始于研究問題，終于解決方案，離不開多學科專家智慧的凝練與綜合集成。
可將專家按任務屬性分為發揮機理分析學術功能的M型、發揮影響分析政策功能的I型、發揮政策分析功能的P型和發揮形成方案戰略功能的S型四個象限分類，再結合智庫研究需求選取多位專家組成智庫矩陣，實現知識的跨學科交叉互動。比如，通過鼓勵退休的資深專家到智庫擔任P型專家，選派青年智庫學者到部委借調，形成“政策—研究”雙向旋轉，解決“懂政策的人不寫報告，寫報告的人不懂政策”結構性矛盾。
四、面向AI時代的“智庫研究”
當AI能在10分鐘內生成“政策文獻綜述”，智庫研究的價值何在？答案是由AI負責“廣度”，人類負責“深度”。
智庫研究的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以決策的有效性作為唯一的評價標準，重構問題邊界、組織網絡和技術路徑。未來的智庫研究從專業化、科學化走向學科化，AI對智庫研究及方法的影響將從“人力密集型”向“智能增強型”轉變，研究方法的深化與拓展，研究產品形態與傳播方式的革新，都是AI對研究效率的顛覆性提升。因此，必須制定“AI智庫工具包”標準，防止AI假數據流入決策環節。
面向2035年科技強國建設，亟需把“決策型”“網絡型”“智能型”轉向上升為國家智庫能力建設的制度安排。智庫研究以政策系統復雜性為研究對象、運用雙螺旋耦合這種獨特的方法論，以及從機理到方案可驗證的知識體系，可以讓“紙上成果”真正變成“治理方案”，為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提供可操作、可檢驗、可復用的政策紅利。